唐德良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他的主要研究目标是从儿童身上找到生物标志与疾病的关系。图片由受访者唐德良提供

“你知道什么叫空气污染吗?”

李俊杉今年7岁，已经在读小学。对于记者的问题，这个在重庆市铜梁县火力发电厂停转前出生的孩子，俏皮地转了下眼睛，摇起头来。

事实上，正是由于在火力发电厂停转前出生，李俊杉被中美流行病学家追踪了7年。他的母亲刘均，一位当地医院的护士，在铜梁居住超过了20年。离他们居住的一公里外，是火力发电厂的遗址。2004年前，矗立在铜梁县城中央的发电厂就像是喷出浓烟的巨龙，但这座发电厂现在只剩下几座高耸的废物堆和一间生锈的煤炭储藏室，而一幢幢崭新商品房正在兴建。

“你晓得他们的研究有啥子结果不?”刘均一边忙着让孩子安静下来，一边着急地询问记者道：“还会继续下去吗?我想看到这个研究调查的结果。”

是的，一名孕妇长期暴露在污染环境下，对她肚里的孩子会有影响吗?在空气污染日益严重的中国，这是每个父母最焦虑的问题。

在4月中旬，唐德良，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即将重返中国。此行，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到重庆游说，延续一项濒临结束的跨国合作科学实验。

唐德良要会见合作者、项目的中方主要负责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院长李廷玉。他们曾一同见过刘均，还给她的孩子送上一个为参加调查研究而奖励的洋娃娃。

现在，在重庆市西面的铜梁县，7年前由中美共同建立起来的空气检测系统仍然在运作，监测着铜梁的空气;本来，被监测的还有在2002、2005和2007年出生的，超过450名当地儿童——他们可能为研究空气污染如何影响婴幼儿发育发挥重要的作用。不过，在2008年，这个庞大的人群跟测工作已经停止。

就在2002年，李廷玉和唐德良，以及中美各自投入的团队，在铜梁拉开了一个庞大实验的序幕。这项牵涉到诸多部门、耗资千万的跨国科研合作，历经了7年的进程，一路上中美双方共同作战，也有分歧与磨合。

今天，这场马拉松式的合作已然走到了十字路口。“就这样吧。大概就全部结束了。”在重庆，李廷玉对记者说。

紧急上马的跨国科研工程

现在的重庆市铜梁县，号称“龙城”。在经历大规模的城市化拆建改造后，铜梁县城成为了一个新住宅生活区过半的城镇。

在李俊杉出生的2002年，铜梁县城巴川镇迎来了一大批外国人，这引发了当地的一片轰动——时任铜梁县县长亲自迎接这些客人，镇上的人们好奇地注意到，一些科研人员在县城里建立起气象站和空气污染监测站。

这些外来者的核心任务，是尽量建立一个接近美方科研经验的追踪、数据搜集系统，监测的目标是气象、空气污染物、孕妇，新生的儿童等等。这批外国学者的核心人物中，除了唐德良，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儿童环境健康中心主任、著名的分子流行病家佩瑞拉((Frederica Perera)。

对于佩瑞拉和唐德良来说，他们的研究，建立在分子生物学的层面上，简单地说，就是以检测人体内生物标志物的途径去提示疾病的可能性。铜梁的火力发电站在1950年代初期开始运作，它那巨大烟囱中释放着PAH(多环芳径物，常见的空气污染物质，在人体中会形成PAH-DNA加成物)。在他们的概念里，从儿童入手，更容易观察这些加成物的变化和影响。

佩瑞拉与其他分子流行病学家致力于研究环境与疾病关系，大多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他们注意到铜梁是在2001年。在官方和国际民间组织的推动下，他们通过重庆市经贸委的牵头，考察了重庆多个县镇，最后确定在铜梁开展他们的研究。

火力发电厂曾经是铜梁县城的标志。根据当地干部的回忆，在1990年代中，由于城区扩张迅速，原本在县城郊外的发电厂被住宅区包围，于是不少居民——包括孕妇，居住到了火力发电厂的周边。

由于铜梁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实施了煤改气，同时在21世纪初已基本没有工业污染源，威胁铜梁居民的燃煤火力发电厂成了铜梁县城单一的空气污染源。据2008年9月的《科学美国人》报道，发电厂等于是一座含有各种PAH的火山，而在2004年关闭这座发电厂，就等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这个城市的环境条件。这使得铜梁在全球的流行病学中成为相当罕见的地点：一个适合用来测量空气污染前后对身体健康影响的实验室。“我们可以观察居民在电厂关闭前后出生儿童的PAH-DNA加成物的差别。”唐德良说。

重庆市经贸委还为他们物色到一位合作者：时任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党委书记李廷玉，致力于儿童营养研究的学者。

一项名为“生活环境与儿童健康”的跨国、跨部门、跨学科的研究调查课题就这样开始了。在中外双方的协调之下，来自纽约、重庆和上海的医学、技术专家开始了紧张的调研准备工作，而大气和环保的专家在铜梁建立起气象和空气污染监测系统。

“我们把定位的数据、电厂排放的数据、街道的数据地图三者并起来，我们就形成了非常清楚的互相之间的位置关系。对每一个时段的气象情况都能掌握。我们还能用美国环保总署(EPA)建立的数学模式来模拟这个空间。”唐德良表示，这个先进的系统得益于重庆环科院，美国沙漠研究所和西安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帮助。

在李廷玉的工作之下，铜梁几个设置了妇产科的医院都被动员了起来。护士们随时寻觅在火电厂周围大约两公里直径范围(此外还顾及风向等气象因素)内即将出生的儿童，而他们的母亲都是在火电厂停转前后怀孕。

搜索孕妇和新生儿的紧急任务是艰苦的。“当时必须要在(2002年)3月份开题，否则就搜不了那么多标本。”李廷玉对记者回忆说，她甚至要先期预先垫款以确保工作尽快展开。

李俊杉就是在这样“急迫”的科研环境下出生的。2002年，在刘均临产、进医院的时候，她的丈夫在调查同意书上签了名，让调查人员取脐带血，采集胎盘样。在分娩以后，夫妻俩一边照顾哭闹不停的小俊杉，一边回答调查人员的关于其生活环境的问题。